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规定》中明确了领导干部“不适宜担任现职”情形有“政治能力不过硬”、“担当和斗争精神不强”、“事业心和责任感不强”等15种情形。
在这15种情形中,既有政治方面的问题,如在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推动落地见效上存在明显差距,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破坏所在地方、单位政治生态;
也有工作方面的问题,如在事关党和国家利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等紧要关头临阵退缩,在急难险重任务、重大风险考验面前消极逃避或者应对处置不力的,对职责范围内的事项敷衍塞责,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上心、不尽力,工作推拖绕躲、贻误事业发展;
还有干部自己的问题,如能力不足,不能有效履行职责、品行不端,行为失范,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
领导干部,“干”字为先。有所作为、有所担当,既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其价值所在。近日来,一篇名为《我的县长父亲》的文章引发热议。文章的主人公于志明,是一位品德高尚、把百姓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的“好官”。为了让庄稼多产、高产,老百姓吃上饱饭。他从麦田串种棉花、帮助村民抬粪施肥到东奔西跑改造盐碱涝洼地;为了研究抗涝救灾的方法,他冒着风雨拖着因营养不良而浮肿的身体去村子里实地考察;为了让意外致残的少年重拾起生活的信心,他多次登门探望,耐心劝导;而面对自己的“家里事”,他从不肯利用手中的权力给自家亲属安排好工作。
我们不难感受到这位“县长父亲”,身为一名党员干部,俯身基层、真正做到心为民所想、行为民所动,以积极的实践书写着忠诚干净担当和对祖国、人民的一往情深。“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从标题引起的波澜到读罢内容、了解事实后的舆论反转可以看到,不论时代如何变化,忠诚干净担当的好干部,都会赢得人民的广泛赞誉和拥戴。相反,倘若为官一方,干了几年,山河依旧,面貌未改,则是为官最大的耻辱。我们党历来注重对干部的正向激励,重视选用能力出众、实绩明显、作风优良的干部,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从实际情况来看,干部队伍整体上是过硬的,在脱贫攻坚、疫情防控、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等急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勇于担当,但也有少数干部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庸懒散躺、推拖绕躲,严重贻误事业发展。“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干部能上能下本是正常的规则,但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易上难下的问题在一定程度存在。一些领导干部认为工作不出大的差错,基本可以稳住岗位,少数干部有了“多做多错,少做少错”的心态。甚至有些刚入职的年轻干部,信奉中庸之道,只想混个平安无事,诸如此类的懒政之风,侵蚀干部队伍建设,影响事业发展成效。此次新修订的《规定》,直接指出重点是解决“能下”的问题。事实上,“上”与“下”只是手段,真正的目的是要以“上”的动力和“下”的压力撬动“谋”的活力和“干”的魄力。正是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制度的建立,积极营造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变“要么原地踏步、要么提拔进步”的思维定式为“干得好进步、干不好退步”,让那些存在一定问题、但还不到严重违纪违法程度的干部“下”得明明白白,“下”得心服口服,让真正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好干部脱颖而出,增强干部队伍的整体战斗力。对于广大领导干部而言,有“下”的危机意识,更要有”上”的责任感。“欲当大任,须是笃实”。这不是一句承诺、一声口号,而是在遇到急难险重的工作,发生重大事件时,党员干部敢于担当作为,积极发挥“主心骨”作用,带头冲锋。忙碌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樵夫”廖俊波,“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草鞋书记杨善洲,让 400 多座山头、3万多亩沙滩披上绿装的治沙书记谷文昌,将年轻生命永远定格在脱贫攻坚战场上的第一书记黄文秀……他们无不迎难而上、勇于担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敢于担当,党的干部必须坚持原则、认真负责,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清正廉洁,党的干部必须敬畏权力、管好权力、慎用权力,守住自己的政治生命,保持拒腐蚀、永不沾的政治本色。”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越是在这时候,越需要淘汰掉“不干净”、“不做事”的人,让党员干部敢于走出心理舒适区,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用知重负重、善作善成的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赤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