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行军，生死一线，要轻装简行——扔掉什么？留下什么？

1935年，川西北茫茫草地，谢觉哉正面临着这样的选择。

将时间拨回长征出发前夕。

当时战略转移、轻装突围，大量机密文件必须依规销毁。火光之中，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的谢觉哉将多年积攒的文稿一页页烧成灰烬。

时任内务部代部长的梁柏台找到他，从口袋中取出那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的印章，郑重地双手捧交：“秘书长，请你把它带上吧！”

谢觉哉握住他的手承诺：“柏台，放心吧，我会把它珍藏好的。”

梁柏台留在苏区坚持斗争，后在突围中被俘牺牲。

谢觉哉并不知道战友的情况，此时他正带着那枚印章，走在生死未卜的征途上。

作为“长征四老”中年龄第二大的，谢觉哉此时已经51岁。然而行军的艰苦并未因高龄而有所区别。

本就体弱，过草地时又身患疟疾，高烧不退，双脚肿得迈不动步，但部队一声令下，他还是爬起来就走。即便部队给配了马匹，他也总是把马让给伤员或驮运行李。

连日跋涉，为了减轻负重尽快走出草地，有人扔背包，有人扔碗。斟酌取舍之下，谢觉哉忍痛扔掉了唯一一条毛毯——那是他抵御高原寒夜最后的依仗。

但那枚印章，他始终贴身带着——用一截红绸仔细系牢，挂在脖子上，藏在胸前。

身边年轻战士满心不解：人都快走不动了，这不能吃、不能穿、换不来口粮的印章，何苦带它？回头再刻一个不行吗？

谢觉哉没有解释。伸手按了按胸前的红绸，拄着拐棍继续往前挪。

他心里清楚：回头再刻一个？刻得出文字，刻不出那段历史；刻得出形状，刻不出战友用双手捧交过来的那份重量。

他始终怀着这样的信念，这枚印章就是红色政权的象征，不管前途多么艰难，将来总还用得着。

1935年10月，队伍抵达陕北吴起镇。镇上住满了人，谢觉哉和其他人在田地里露宿。

十月的陕北，夜风凛冽。天亮醒来，满头满肩白霜。他伸手摸了摸怀里——印章还在。多年后，在延安回忆起吴起镇露宿的那个清晨，他提笔写下《追赋》一诗：“露天麦地覆棉裳，铁杖为桩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

从江西到陕北，二万五千里，那枚印章没离开过他的身边。

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先后担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老家的信一封接一封来，有人想进京，有人想安排工作，有人觉得“家里出了大官，总该沾点光”。他一一回绝。

那枚他从草地里用命护住的印章，象征着“公权”；而他在新中国时期一再推却的，则是“私利”。

面对亲友们的不解，他在回信中给出回答：我们是以身许国的共产党人。

从长征路上那一枚印章，到建国后那一封封家书，环境在变，身份在变，但先辈以身许国的底色始终没有变。

如今我们身处和平年代，没有枪林弹雨，却暗藏温水煮蛙式的考验：物质享受消磨意志，人情往来模糊公私界限，琐碎小事中最容易放松自我约束。守住这份底色，往往需要更强大的定力。

“以身许国”，不是挂在嘴上的口号，而是每一次取舍时不需要犹豫的方向。这是谢觉哉用一生回答的问题，也是一代代共产党人应该继续回答下去的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