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运动（油画）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在全党进行整风，这场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收到巨大成效。”这种成效集中表现为对党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的锻造。延安整风是对党自身进行锻造，也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要求重新锻造中国共产党，创立了“党的建设”新模式。改变了党内斗争的方式，强调从思想上建党，也要从思想上整党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观客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那么，延安整风就是“进行”这件“伟大的工程”的实际举措。既然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有了明确的目标和要求，那就要设法去掉不符合要求的东西。整风的过程，就是批判和纠正教条主义思想作风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然会涉及到如何对待和处理犯错误的同志，即组织处理的问题，这属于处理党内矛盾的政治问题。此前党的历史上，对待犯错误的领导人，继任者大都予以严厉打击。苏维埃后期，“左”倾中央还明确地要求，对犯有错误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改变了以往党内斗争的方式，强调从思想上建党，也要从思想上整党，明确提出“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整”思想，但不“整人”。思想通了之后，还可以再担任领导职务。即使对王明，在生活和工作上也予以很大照顾，中共中央想方设法地为他治病，并在病好以后重新安排了重要职务，党的七大上，王明仍被提名选为中央委员。由此来看，整风过程中毛泽东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及“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无疑是党的建设的一种创举。延安整风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的过程。这样的“思想建党”，具有典范和深远的意义。即便是一些具体的做法也有示范的作用，比如，分几个阶段集中学习，高级干部和普通党员区别要求，学习文件、做笔记、讨论交流。当时王首道把这些环节总结为“四到”：“眼到”（认真阅读文件）、“心到”（领会文件精神）、“手到”（勤写读书笔记）、“口到”（经常开展讨论）。通过学习、讨论，党员干部认识到什么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然后，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并开展自我批评和相互批评。早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共产党员对于在工作中犯过错误的人们，除了不可救药者外，不是采取排斥态度，而是采取规劝态度，使之翻然改进，弃旧图新。”1941年，刘少奇在中央华中局党校的演讲中，对相互批评的各个方面做了明确规定，其中指出：“一切党员对其他党员及党的负责人如有意见，只能当面批评，或在一定的组织中批评”。要“反对一切不正派的言论与行为。给那些喜说闲话，喜欢广播，喜打听人家的秘密，喜造谣言的党员以严重的斥责”。党的普遍整风开展之际，毛泽东又进一步强调，“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延安整风的过程，就是以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来改变党的思想作风的过程，并创造了正确运用这一武器的成功范例。1956年，毛泽东决定再次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时明确指出：“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1962年，毛泽东决定在全党纠正“大跃进”以来所犯的错误时又提到了延安整风：“那是一次细致的整风，采取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说，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只要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帮助他认识，帮助他改正，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那次整风帮助全党同志统一了认识。”既然作为“公式”，显然具有超时空的“模式”意义，一直到今天都还在沿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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